三十而立，勇“网”直前！

几年来，所有扩大房产税试点的意见和传闻对政府、居民和开发商的决策产生了非常混乱的误导作用。

上述发展趋势加之我们对进入2014年初经济增长势头将开始放缓的预测表明，成本推动压力不太可能成为一个主要的短期风险。由于官方估算的消费数字过低，因此仅依靠消费代替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的期望不太现实。

2011年中国的资本存量/ GDP比率约为245%，与日本类似。同时，随着制造业放缓以及全球大宗商品价格走低，PPI自2012年3月以来一直处于通缩（%同比），11月为同比-1.4%。从国内看，投资增速将随着房地产和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放缓而降至19.0%（而2013年估算为19.8%）。基础设施投资增长应会回落至20.8%，因为政府可能不会继续推出小范围的刺激措施，而且地方政府也难以保持基础设施投资的高速增长。首先，这将为结构性改革提供更大的余地，因为许多改革可能会负面影响短期经济增长。

我们预计2014年一线城市房价或将继续上涨10%，二线城市上涨5％-10％，而三线城市平均保持不变。2013年随着中国经济企稳，资本流入已恢复，第三季度资本和金融账（包括净错误与遗漏）盈余达到573亿美元，而前三个季度盈余总额达到1624亿美元。纳税人权利不足，收税者的责任同样是不足的，这是现在的问题。

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贴近于民众最近的是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自古以来，我国的财税问题就是为朝廷开源节流，一方面想办法多收税，从农民那里多征税，另一方面想办法花得少，所谓花得少是给老百姓花得少。我们的问题不是政府征税的能力不够，而是太大了，我们的问题也不是政府的责任太大，而是太小了。冯兴元：非常精彩，讲到政府问责的重要性，在财政体制方面对政府问责恰恰能够做出很大的贡献，通过财政体制的改革推动问责的实现，李炜教授对这方面有补充的说法吗？ 李炜光：纳税人要问政府财政的责 李炜光：问政府的责主要是问公共财政的责。

这种情况跟我们单一制体制形成了矛盾，使得中央在职能的履行方面发生了问题。但我相信，一旦人们的权利没有得到保障的话，他们一定会设法逃税和避税。

这本书讲到，你这些权利真要想实现的话，如英国所说的无代表不纳税，必须要有一个国家。义务教育、公共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都需要财政资源。但是我们和西方的问题截然相反。还有一个问题，这些年倡导推进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让公众更多地参与到预算、财政等公共事务中来。

中国财税改革具体到财政问题，我赞成减税，而且赞成增加福利问责，这两者不矛盾，都是针对中国政府，针对中国问题下药。所以分税制主要是为了改变中央的财政困难，在中央和地方之间重新划定各自的事权和财权。美国革命的第一枪在1775年打响，1776年就推出了《独立宣言》，仅仅一年的时间。二是财政收入占整个GDP的比重过低。

除了预算要公开，财政资源筹集和配置的信息要公开，而且公开不是摊帐本，把帐本摊给你还是看不懂。来源:腾讯思享会 进入 李炜光 的专栏 进入 秦晖 的专栏 进入 于建嵘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财税改革 。

邓小平时代采取的一个主要政策是放权让利，它的结果是穷了中央、富了地方。显然，分税制的主要精力没有放在央地分权上，虽然保证了中央对财权和财力的拥有，重新保证了中央集权的财政需要，但先天不足的问题暴露出来了，这几年问题越来越严重，主要表现在财政秩序的紊乱。

另外，财税学界经常争论的是财权和事权匹配的问题，中央这次没有用这个词，它用的是支出责任和事权相适应，没有用匹配，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说明我们原来争来争去的问题可能是个伪问题。政府财政高度不透明，而且还有资源错配和配置不当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农村土地发生争议时，解决的路径仍然没有。可你的财政体制是往上集中，下面能决定的事很少，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能参与什么？能决定什么？这也是一个体制问题所造成的问题，因此出现公共服务不到位的问题。同样收税者的责任也要逐渐增加问责。皇上要跟老百姓收税，想收多少就收多少，给老百姓花一分钱就是皇恩浩荡，我不给你就不给你，你也不能跟我要，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有政府债务？所以我觉得，中国出现政府债务问题，那是一个极大的进步。

于建嵘在谈到这次三中全会时，认为政府没有出台解决农村土地纠纷的路径，他接着前面关于落实政府责任的话题进一步指出，问责政府要依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只有制度性的问责才能保障纳税人的权利。还有我们赫赫有名的李成才导演。

现在世界上最奇怪的现象是，我们国家拥有社会主义的权力，严格说是超社会主义的权力，但只愿承担资本主义的责任，甚至连资本主义的责任都不愿承担。如果把这样的思路套到中国来，认为中国所谓的财税改革也是要以解决政府所谓的债务危机，那就彻头彻尾的错了。

在这个问题上，三中全会公报出台，我能理解其中的难处。中国也产生了大问题，但和西方本质上不同，因此解决方案也完全不一样。

在谈到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财税改革时，李炜光表示，全会提出的事权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的问题其实就是指分税制的进一步完善和改革，而这个改革的重点在于以法律确定各级政府的公共职责。这种思路和现代国家的财税改革不是一回事。所以我想这个问题不会有太明显的改变。比如在养老问题上，养老改革现在有两种思路，一种思路是政府推卸责任，你们要给我干活，我要推迟发放养老金，而且是强制性的。

我觉得要有财税改革，整个思路要有变化。财税学者李炜光、历史学者秦晖、社会学学者于建嵘以及纪录片导演李成才共同参加了第一场题为财税改革与经济繁荣的分论坛，活动由社科院农发所研究员冯兴元主持。

我们国家有十八个税种，大部分未经过正式的立法程序，但至少在财权关系上还有一些成文的法规、规则，，但中央和地方、地方以下各级政府在处理他们之间的事权关系时，却很难找到这种规则，甚至连条例之类的法规都没有，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李成才认为财税改革事关商业繁荣、意识形态甚至是国家的建立，所以他要用纪录片的方式向国民传播西方先进的财税观念和制度。

现在民主国家，财税问题说得简单点就是政府负债问题，1928年到现在愈演愈烈的就是债务危机，2008年危机到欧洲成了主权债务危机，这个问题是怎么产生的？简单说就是向老百姓收钱，但老百姓掐得很死，但老百姓又逼得你不得不花钱，于是就有了政府债务问题。第一，财税问题不仅仅是对商业繁荣，与国家形态、秩序也联系在一起。

问责首先要公开，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特别写到了预算透明问题，这是我们希望的一种结果，但前面还有一系列的权利要保障。美国办各种培训学校和预算展览，香港财政司长每年花两个多月到民间、学校、企业解释他这一年的预算，就是让公众看得懂预算，要理解它，这才是达到问责的要求。你把财税体制改革跟商业繁荣的关系讲完后，又讲到它会影响到大国的崛起，大国崛起的途径是低税模式，而且涉及到纳税人的权利。可今天的地方没有这样的资源。

分税制改革终结了这个政策。福利国家严格说是共产分配，也就是按需分配而不是按劳分配，所以产生了很大问题：既要马儿跑又不要马儿吃草。

于建嵘：解决农村土地纠纷的政策依然空缺 冯兴元：李炜光讲到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划分，包括整个财政体制的法治化非常重要，这里面于建嵘教授，我想问您一个问题：现在新一轮的改革要点里面有没有涉及到财税体制改革的因素，会否打破土地财政的格局？维稳格局？会否终结土地的开发循环？ 于建嵘（社会学学者，社科院农发所研究员）：土地财政问题很复杂，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城镇化发展进程提得很高。今天的问题是没有资源时怎么办？要搞政治怎么办？两个办法：一是挪用农村已有的资源，今天开会时有官员说要把所有的资源集中使用，农村发展本身就有问题了。

那我们新一轮改革方案里有没有提到改善纳税人权利的说法？有没有影响到中国经济的未来？下面有请秦晖老师来谈一谈。通过开源节流使政府有很多的盈馀或者更好的债务，这是不对的。